第136章 理想国

第136章 理想国

“刑肃而俗敝,则法无常;法无常,而礼无列;礼无列,则士不事也。刑肃而俗敝,则民弗归也,是谓疵国”

礼记.礼运曰)

“昔者仲尼与于蜡宾,出游于观之上,喟然而叹。仲尼之叹,盖叹鲁也。言偃在侧,曰:‘君子何叹’……”

燕德妃读古文,句读清晰,声色俱佳。

嘉侧殿中,燕德妃正在给杨悦讲《礼记》,今日讲得正是《礼运》。

杨悦与徐充容坐在一旁,静静听燕德妃讲解。

“子曰:‘大道之行也,天下为公,选贤与能,讲信修睦。故人不独亲其亲,不独子其子,使老有所终,壮有所用,幼有所长,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,男有分,女有归。货恶其弃于地也,不必藏于已;力恶其不出于身也,不必为已。是故谋闭而不兴,盗窃乱贼而不作,故外户而不闭。是谓大同。’……”

杨悦面前翻开到《礼记》第九篇。燕德妃为她讲的是“小戴礼记”,共四十九篇。“大戴礼记”原本八十五篇,但到唐代已佚失许多,只剩下三十九篇,因而唐代“九经”用戴圣的《礼记》,即“小戴礼记”。除《左传》之外,《礼记》也是唐代“九经”中的大经。

听着燕德妃讲念,看着这段“大同”,杨悦突然有一种想笑的感觉。历史真爱给人开玩笑。

她那个时代的人们追求的**理想是什么?一直以来,她只有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:那个社会是个大公无私的社会,人人都有极高的觉悟,集体主义意识超强,没有阶级划分,物产十分丰富,需要什么就有什么。

拿这两个“理想”对比一下,杨悦突然觉得这个共产社会姓马,有点不可思议。

“天下为公”不正是天下为天下人共同所有,是共产社会么?

“讲信修睦”,不正是高标准的道德?使人“不独亲其亲,不独子其子,老有所终,壮有所用,幼有所长,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,男有分,女有归”,这样高标准的社会道德,只有分工不同没有压迫,共产社会的道德还能比这个更高?

“货恶其弃于地也,不必藏于己”,这叫不叫“物产丰富”?货产丰富到了遍地都是。当然人们的品格高尚到了,放在地上也不会有人私藏。

当然想要物产丰富,需要这些高道德标准的人,需要这些人“力恶其不出于身也,不必为己”。那些集体主义超强的人,不也需要这个意识?

孔夫子描述的这个“大同”时代,没有恶人,道德高尚,各尽其力,各有所归,天下为公。杨悦突然觉得生于十九世纪的那个马克思,像是学习了孔夫子的“大同”理想。

同样的理想主义,还有一个托马斯.摩尔的《乌托邦》,在他描述的“乌托邦”里,财产公有制,人们在经济、政治权力方面都平等的,实行按需分配的原则。公民们没有私有财产,每十年调换一次住房,穿统一的工作服和公民装,在公共餐厅就餐,每人轮流到农村劳动二年,官吏由秘密投票方式选举产生,职位不得世袭。居民每天劳动六小时即能满足社会需要,其余时间从事科学、艺术、智慧游戏活动。没有商品货币关系,金银被用来制造便桶溺器。奉行一夫一妻制和宗教自由政策。

托马斯认为:私有制是万恶之源。孔夫子认为“大道之行,天下为公,…..大道即隐,天下为私”,私是“大道之不行”的结果,二者很有共识。

除了信奉基督教这一点,这个“乌托邦”似乎与“科学”**没多大区别。在某一个时代的“大祸饭”与公共餐厅似是没有什么区别,下乡知青与这个“轮流到农村劳动二年”似乎也有点关联。

这个“乌托邦”反而更像某个阶段的“社会”。

让人不解的是马克思怎么会如此幸运地被奉为经典,而这个托马斯却被认为是“空想”。(它只不过比马克思的**多了一个可以信奉基督教,所以被称为“空想”?而实际上所谓的空想社会主义,分左右两翼,左翼只讲**,右翼则讲信奉基督教。)

这两个人,一个生活在十六世纪(托马斯),一个生活在十九世纪(马克思)。距离生活在公元前五、六世纪的孔子要晚上二十几个世纪。真有点让人不仅想象,二人是否偷了孔夫子的理想,改头换面了一下。

当然说他们看过孔夫子的“大同”理想,不过是开玩笑。

西方文化有自己的传承。“科学”**传承了托马斯的“乌托邦”勿用质疑。而“乌托邦”则一惯被认为是柏拉图“理想国”的延续。

乌托邦与共产理想能不能实现,似乎不难想象。

与之相比。孔夫子并非闭着眼睛空想。他的“大同”时代,在上古三代之时能现实。

子曰:“大道之行也,与三代之英,丘未之逮也,而有志焉。”

意思是:这个大道盛行的时代,在上古三代之时有,孔夫子没有赶上,仅是有志于此。

上古三代之时民少,刚从“动物时代”脱离出来,人们头脑简单,想法单纯,相互协作才能生存,完全是个“集体主义”意识超强的时代。

孔夫子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已经完全不同。

孔夫子不是一个闭着眼空想的人,面对“大道既隐,天下为家,各亲其亲,各子其子,货力为己”这一现实,他的慨叹只是“志于此”。是在“托古言志”而矣。

与托马斯、马克思不同,孔夫子并非只是追求一个虚无的理想。他看到现实的人本能的七情“喜、怒、哀、惧、爱、恶、欲”,提出十议:“父慈、子孝、兄良、弟弟、夫义、妇听、长惠、幼顺、君仁、臣忠”,希望人们“克己复礼,归于仁”,归于他的“仁爱”道德,希望通过“礼乐”来约束人们,以企望达到“小康”社会的理想。

“大人世及以为礼,域郭沟池以为固,礼义以为纪,以正君臣,以笃父子,以睦兄弟,以和夫妇,以设制度,以立田里,以贤勇知,以功为已。故谋用是作,而兵由此起。禹、汤、文、武、成王、周公由此其选也。此六君子者,未有不谨于礼者也。以着其义,以考其信,着有过,刑仁讲让,示民有常,如有不由此者,在埶者去,众以为殃。是谓小康。”

这个“小康”的理想显然更近于现实。讲求“刑仁讲让”,讲求像“禹、汤、文、武、成王、周公”这样的“君子”来执政。如果不是这样的君子,便要让“在执者去”,大家会把他看成灾“殃”。追求的是一种“圣君贤臣”执政的“治世”理想。

如果拿此来与柏拉图的《理想国》相比,柏拉图的《理想国》追求的“正义”之国,寄希望于“哲学家执政”,也是一种“贤人”政治。而且还明确的化分出“统治者、武士、平民”三等的阶级社会。

柏拉图的《理想国》的产生是在公元前三、四世纪,自由的古希腊城邦进入衰微时期。孔夫子的“小康”是在“周室衰微”、“礼崩乐坏”的公元前五、六世纪。

如果说柏拉图的《理想国》在中世纪的欧洲没有出现,而在中国,孔夫人的小康社会,似是一直时而出现。特别是这个贞观时代,不正是儒家所希望的“圣君贤臣”的时代,不正是柏拉图的“理想国”?

虽然这个时代还不太“理想”。

想到此,杨悦不由笑了起来。

“你笑什么?”燕德妃看到杨悦一直在沉思,显然没仔细听自己所讲,出言问道。

杨悦笑道:“我在想,孔夫子的‘大同’能不能实现。”

燕德妃与徐充容二人对视一眼,笑了起来。显然二人针对这个问题,以前已经讨论过。

“似乎不太可能实现。否则为何舍‘大同’,而追求‘小康’?”燕德妃笑道。

杨悦不由一怔,没想到二人有这等见识,一时辩瘾大起,反其意而论道:“也不见得。以德治或许不能,以法治或许能实现?”

杨悦想到后世的注重“法”治,与这个时代的“德治”,正好是两个相反的概念。

“法治?”燕德妃笑道,“‘德治为本,法治为用’。治理国家怎能舍本逐末,不用德治而用法治?”

“舍本逐末?法治如何是舍本逐末?”杨悦说道,“战国之时,秦国以法治国,终于灭六国,而一统天下,岂非最好的例子,以法治国才会更加强大。”杨悦十分想用后世的“法”治例子来说服,可怜不能。只好用古代的例子说事儿。

“暴秦?”不只燕德妃,便是徐充容也大大地摇起头来。

“秦以酷刑暴民,因而传二世而失天下……”

“前隋不也只传二世,岂是法治之因?”杨悦不服地说道,“何况秦始皇统一全国,建郡县,开创了中央集权的帝国时代,难道不是秦国之功?”

燕德妃与徐充容一时无言相对。

“秦皇之功又岂是只此一个,统一文字,才使中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,统一度量衡……”

燕德妃与徐充容面面相觑,心中暗呼杨悦所说不对,但却无以辩驳。目瞪口呆地望着杨悦侃侃而谈。

其实杨悦的谈论早已偷换了概念,燕德妃与徐充容这两个古代美女,向以“纳言”为标准,那像杨悦这般“巧言令色”。

杨悦见二人哑口无言,正在自得。

却听一个声音大笑着走进来:“你刚才所说,虽然有些道理。但并非说明只用法治便能使天下大治。”

三人转头去看,见是李世民。

“圣上。”燕德妃与徐充容起身行礼,齐声叫道。

杨悦起身行礼,说道:“何以见得?”

“答案便在这篇《礼运》之中。”李世民笑着坐下来,拿过杨悦面前的《礼记》,翻到《礼运》的中篇,说道,“刑肃而俗敝,则民弗归也,是谓疵国”

“刑肃而俗敝……是谓疵国?”

“如同治水一般,鲧用掩法面堵水而四处有决堤之险。禹用导法,顺流而下终使水大治。‘德’便如用顺导之法,而‘法’则不过是土淹。只用重刑,而不以德、礼教化民众,民俗混乱不堪,即使将天下之民全部刑之以法,也未必大治。”李世民说道。

“疵国?”

轰的一声,杨悦如遭电击一般,一下被某种东西击溃,呆立当场。感觉头脑里只剩两个大字——“疵国”,而且越来越大,占满了她的整个脑海。

至于后面三个人在说什么,她一点没有听到。只呆呆出神。

原来是疵国。那个让她一向自以为的喜的时代……

中国人向来只看到西方的“法治”精神,而忽略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另一精神源渊——“基督精神”。而这个“基督”精神不正是西方的“道德”源泉?是“德治”精神?

而中国人的道德在哪里?

完全斩断了道德根源的中国人的“人道”在哪里?没有道德底线,没有做人原则,一个任何人随时都有可能变成恶人的时代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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